（一）
中國當代史學的發展，在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就像新政權所立基的馬列思想一樣，新的史學似乎引入了新一波，最前進、最國際化的理論潮流；另一方面，就像所不斷強調的民族特色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樣，新一波的史學發展，其實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與西方複雜多端的理論、思潮斷絕聯繫。在教條化、僵固化的趨向下，中國的史學界固然發展出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課題（如十六世紀以降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國的啟蒙思想等），但相較於1950年代以降，西方史學界的蓬勃、多元發展，中國學者的中國史研究，卻因為其閉關自守，而缺少了推陳出新的氣象與能力。
這種因為畫地自限而缺少創新能力的現象，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上可以明顯地看出。我之所以特別選擇中國社會史作為切入點，一方面固然是基於實際的專業考量，一方面則是因為社會史在1950年代既是中國史學的主流，也是西方史學及西方中國史研究的主要典範。西方的社會史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下，對傳統偏重少數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的政治史研究提出批判，將研究重點移向下層群眾和所謂的整體歷史。中國的社會史研究，同樣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對下層群眾寄予無限的同情。但很明顯地，中國社會史在1950年代以後，有幾十年的時間，因為將理論的重心侷限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所謂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一個據點，再加上森嚴的政治、思想管控，讓它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介紹幾本在美國漢學界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具有典範意義的作品，分析這些論著的特色及其背後的理論意涵與影響，進一步，我將指出這幾本社會史專著中，逐漸向文化史移動的痕迹，最後，我將試圖用我自己這幾年在中國各地考察的經驗以及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來討論一下我們可以發展出什麼樣與西方學者不同的視野，為中國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研究，增添一些新的圖貌。
（二）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文化综合区的国家科技传播中心，是全世界首个以国家名义为科学家群体建立的博物馆。首展包括1个主展览和5个专题展，总展览面积约5000平方米，公众自5月30日下午起可免费预约参观。
Philip kuhn（孔復禮）的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97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在1970年出版後，受到西方學術界極高的評價，Paul Cohen認為 此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跳脫了傳統/近代的思想模式，（頁159）代表了一種新的趨向，即「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並儘量採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像具有歷史重要性」（頁165）。
事實上，美國漢學把眼光移開中國內部，和基層社會的，並不始於Philip kuhn，從1950年代開始，第一批移民往美國的華裔學者，包括蕭公權、何炳棣、張仲禮等人，在各自的著作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The Chinese Gentry :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中，早已經從中國的地方社會及士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度，作了發凡奠基的工作。杜贊奇（Duara Prasenjit）並引用Philip kuhn及Susan Mann的看法，簡要地為蕭、何、張等人所代表的「鄉紳社會」（gentry society）的典範，作了一個學術史的定位，認為他們糾正了馬克思及韋伯以及第一代西方史家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錯誤看法。孔復禮很明顯地，是在這些中國學者及其他一些日本學者奠定的基礎上，推展他個人的研究，但值得重視的是，作為美國中國研究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第一代學生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孔復禮的這一本著作確實代表了研究典範和研究取徑的轉移。這個轉移，我們固然可以像Cohen一樣，視為對費正清所開啟的現代化的典範的挑戰，但換一個角度來看，其實也和西方整個學術界從1950年代以後，對政治、外交史的反動息息相關。
สล็อต pg就像何炳棣利用社會科學家的「社會流動」的概念來研究明清士紳一樣，孔復禮的分析模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社會史家所受的社會科學的影響。知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Eric Hobsbawn在1971年所寫的一篇文章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中，很清楚地指出從1950年代開始，社會史就已經強烈的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這些影響一方面來自社會科學專業化的結構（例如，大學生都必修一些社會科會方面課程）、方法及技巧，同時也來自他們研究的問題。更具體一點說，「社會史是要注意社會結構的持續及變遷」、「社會的歷史是研究確定單位的人群」「社會的歷史指的是人類社會，或是某種型態的社會或社會關係（例如「中產階級」或「遊牧」社會，或者把人類發展的一般趨向做為整體來考慮。）
而孔復禮的第一本專著，書名中就清楚地標舉出「社會結構」一辭，在探討國家民兵的起源府兵制時，也無巧不巧地討論到府兵制和北方遊牧民族的闗係。而書中的副標題的另一半「1796-1964年的軍事化」則明顯的顯示出作者其實是要處理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整體趨向。兩個來自不同學術傳統，研究主題也不相同的學者，彼此之間會有這些類同之處，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背後其實反映了社會史在當時西方史學界的主流地位，研究中國史的西方學者自然不能自外於這股學術潮流，而在他們的專門研究中，有意無意地反映了整個時代的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