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在此三传中水门事件是怎么回事，大致而言，《汉武故事》出现最早，其次是《洞冥记》，最后是《汉武内传》，三传在内容、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此三传实际上是在历史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大量运用传闻虚诞之事传写人物，其传人策略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代表性，是汉魏六朝杂传小说化倾向的突出体现。
一、《汉武故事》、《洞冥记》与《汉武内传》《汉武故事》，又或称《汉武帝故事》、《汉孝武故事》，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始见提及：“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稀有之者。”未言撰人。《隋书·经籍志》旧事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旧事家、《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著录作《汉武帝故事》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故事类著录《汉武故事》二卷，均不题撰人。宋时，《通志·艺文略》故事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仍作《汉武故事》二卷，至《中兴馆阁书目》故事类和《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则作五卷，可知《汉武故事》原为二卷，最迟在《宋史》时就已析为五卷。
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和作年，历代颇有争议，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班固撰。出汉魏间无名氏《三辅黄图》卷五引《汉武故事》，始言班固撰，《崇文总目》杂史类、《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亦题班固撰。二是王俭撰。《郡斋读书志》云：“右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明人胡应麟亦以为是[1]285。至清代，学者多以为张柬之之言可信，而认为是王俭所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云：“唐初去梁未远，当有所考也。”[2]周中孚亦云：“窃谓柬之初唐人，其言王俭造，当有所受之，或不诬也。”[3]1303-1304三是葛洪撰。清人孙诒让据葛洪《西京杂记·题辞》断定为葛洪自造而依托班固，其云：“……疑内传即《起居注》，《汉武故事》似亦即今所传本。盖诸书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4]391余嘉锡以为是葛洪作，王俭更作。他认为张柬之“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疑葛洪别有《汉武故事》，其后日久散佚，王俭更作此以补之。书名虽同，而撰者非一人，不必牵合为一”[5]。
以上三种说法均有疑点，言班固作，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已断言其伪：“《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晁载之《汉武故事跋》亦认为非班固作[6]。言王俭作，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王俭是南朝宋、齐间人，《南齐书》卷二三、《南史》卷二三有传。尽管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但因是唐朝人，所以其说颇有影响，不过据葛洪所言，葛洪家既已藏有《汉武故事》，所以不应是王俭所作。张柬之之所以说是王俭作，其中原因，清人姚振宗解释说：“六朝人每喜抄合古书，而王俭有《古今集记》，疑王俭抄入《集记》中，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7]言葛洪作，亦不可信，考西晋潘岳《西征赋》“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云云，已用《汉武故事》汉武帝微行柏谷事，远在葛洪之前，故游国恩据此认为此书即不出班固手，至晚当亦建安、正始间人所作[8]。另外《西征赋》之“卫鬒发以光鉴”也是用《汉武故事》典。①
① 李善注引《汉武故事》：“卫子夫得幸，头解，上见美发，悦之。”
其实今存《汉武故事》中就有体现作年的语句：“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元延乃西汉成帝年号(公元前12年-公元前9年)，作者既称“今上”可知其为成帝时人，故书当作于元延间， 这一点宋人刘弇、清人俞樾早已注意到了②。李剑国先生亦持此见[9]，又有论者或以为“今上”乃作伪者故弄狡狯，是凭虚猜测之辞③。另外，今之学者又有人据《汉武故事》语及平帝、哀帝，以及如“六七之厄”等汉末以前之人不可能道之语，而否定其作于元延年间。有的以为出魏晋以后，如徐震堮；有的以为出建安末年亲曹派文人之手，如刘文忠④。古人增益古书之事极为常见，不能依据增益内容而判定原作的创作时代，尤不能轻率否定“今上元延”的真实性。
② 参见宋刘弇《刘云龙先生文集》卷二九《汉武故事书后》、清黄庭鉴《第六弦溪文抄》卷三《重辑汉武故事又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四。
③ 分别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九小说家类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四二子部小说家类“《汉武故事》”条。
④ 分别见：徐震堮《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年代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二辑。
《洞冥记》，又或称《汉武洞冥记》、《汉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录，题《汉武洞冥记》一卷，郭氏撰。其后，史志书目著录时，题名及卷数略有差异。除《隋书·经籍志》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一》、《通志·艺文略》传记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作《汉武洞冥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作《汉别国洞冥记》，《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作《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洞冥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作《汉武帝洞冥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作《汉武别国洞冥记》，《崇文总目》传记类著录作《汉武帝列国洞冥记》，而其前自序作《洞冥记》，其他题名，“其有汉武二字及别国二字者，皆后人所加尔”[3]1303。故今从自序。《洞冥记》之卷数，《隋书·经籍志》著录时作一卷，《崇文总目》、《册府元龟》、《通志·艺文略》亦作一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及其他宋人书目大抵为四卷，自序也作四卷，故一卷者恐为四卷之合并而成。而《郡斋读书志》作五卷，《直斋书录解题》作《洞冥记》四卷《拾遗》一卷，释云：“东汉光禄大夫郭宪撰，题《汉武别国洞冥记》，其《别录》又于《太平御览》抄出，然则四卷亦非全书也。”可见五卷本是合《拾遗》(或称《别录》)一卷而成。
关于《洞冥记》的作者，《隋书·经籍志》著录作郭氏撰，不著名字，《旧唐书·经籍志》始言郭宪撰。《旧唐书·经籍志》系根据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毋煚等所修《群书四部录》删略而成(见总序)，因此至少在开元前本书已题为郭宪撰。此外，《史通·杂述篇》、《初学记》、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北户录》等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皆称作者为郭子横，而且《册府元龟》卷五五五《国史部·采撰一》据旧史料亦著录云：“郭宪为光禄勋，撰《汉武洞冥记》一卷。”此后书目著录皆题郭宪，概无异辞。至唐人张柬之始以为作者不是郭宪，而是梁湘东王(即梁元帝)萧绎，宋晁载之又云：“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李知续，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按：据《周书》、《北史》，应作大)宝《与岳阳王启》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则《洞冥记》梁元帝时所作。”[10]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以为萧绎作⑤。张柬之初唐人，曾为武则天宰相。《郡斋读书志》卷九《汉武故事》释文中引张柬之《书洞冥记后》，《续谈助》所引当出此文。张柬之据蔡大宝启断定为湘东王萧绎作，然考萧绎《金楼子·著书篇》，自列生平主持编写、整理、撰作之书三十八种六百七十七卷，独无《洞冥记》，则此书当不是出自其手。顾野王曾作《续洞冥记》一卷⑥，野王曾仕梁，与梁元帝同时，颇疑所谓湘东王之《洞冥记》一卷其实即是《续洞冥记》一卷，而误传为湘东造。晁载之云：“按柬之所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而此分为四，然则此书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亦不以柬之所言为是，但对旧题郭宪撰实亦持疑问。
⑤ 王国良认为张柬之之说有一定依据，《洞冥记》“比较可信的撰者应是梁元帝”。见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上编《综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⑥ 见《陈书》、《南史》本传，此书无著录，亦未见引用。
胡应麟等又以为是六朝人所作，而具体作者已不可考。其云：“《洞冥记》四卷，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亦未应遽尔。盖六朝假托，若《汉武故事》之类耳。”又注云：“《后汉书》宪列方伎类，后人盖缘是托之。”[1]318《四库全书总目》亦认为“或六朝人依托为之”，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也认为“当属六朝人所依托，故唐人始采用之也”[3]1303-1304。但胡应麟等并未举出具体证据，均是推测而已，不足以否定《旧唐书·经籍志》之说。
《汉武内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著录，作《汉武内传》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著录作《汉武内传》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及《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神仙家著录，作《汉武帝传》二卷；《郡斋读书志》传记类、《中兴馆阁书目》杂传类、《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作《汉武内传》二卷。诸家著录多作二卷，唯《通志·艺文略》道家类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作三卷。
唐宋史志书目著录《汉武内传》时均未题撰人，《郡斋读书志》云“不题撰人”，《宋史·艺文志》注云“不知作者”，《齐民要术》卷一○、《三辅黄图》卷三引此书均亦未言作者。其余诸书征引著录，或言葛洪作、或言班固、或言郭宪作。称葛洪作，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注题“葛洪撰”。葛洪撰之说起于唐张柬之，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张柬之语称“葛洪造《汉武内传》”。清人孙诒让也据此定其为葛洪作，余嘉锡亦赞同其说[4]385， [5]1124-1129。葛洪撰之说不可信，张柬之又称梁湘东王造《洞冥记》、葛洪造《西京杂记》、虞羲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是皆想当然之辞。考葛洪《神仙传序》云：“洪家复有《汉武帝起居注》一卷。”意者柬之以《汉武帝起居注》即《汉武内传》，而又轻率断定葛洪伪造。其实二书书名卷数迥异，很难说是同一书；即便是同一书，亦不能遽断为葛洪伪造。晁载之以宋代流传本附有唐道士王游岩跋，遂以为“此书游岩之徒所撰也”[11]，而南宋张淏《云谷杂记》卷二引韩子苍(驹)语云：“《汉武内传》盖唐时道家流所为也。”都是臆测而已。今传明清诸本大抵为《道藏》本之传本，多题班固撰，如明徐火勃《红雨楼书目》、《守山阁丛书》、《五朝小说·魏晋小说》、宛本《说郛》卷一一一、《四库全书》、《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墨海金壶》、《无一是斋丛抄》(题《汉武内传》)、《旧小说》等。题班固撰，正如周中孚所说“殆后人以《汉武故事》托名于固，并举此书归之耳”[3]1304，所以也不可信。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一又称“东方朔述”，《玉海》卷五八《艺文》之《传》类引《中兴书目》又题汉光禄大夫郭宪作，均不言依据，无由见信。
古今学者如胡应麟、钱熙祚、瞿镛、周中孚、李丰懋以及日本小南一郎等多以为《汉武内传》为魏晋六朝人撰[1]318，[3]1304， 。《汉武内传》记事以《汉武故事》为本，景帝梦赤彘抄自《洞冥记》，上元夫人及十洲原出《十洲记》，因袭痕迹甚明⑦，自应出此三书之后，而此三书学者多以为六朝人伪托，故亦以本书出于六朝，其实诸书皆为两汉书。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八记武帝会王母事，与《汉武故事》及本书相较，其中“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尝三来盗吾此桃”，皆同《汉武内传》，可见张华此段记载很可能参考了《汉武内传》，或者张华据他书抄录，而他书又因袭《汉武内传》。另外，两晋间郭璞《游仙诗》第六首云：“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后句用本书王母谓武帝“殆恐非仙才”典。所以《汉武内传》可能是东汉末至曹魏间作品。其时道教兴盛，故有此作。但今本可能经过后世增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言《汉武帝内传》“窃取释家言”⑧，就可能是后人所增，当然还可能包括某些论道的言论。
⑦ 晁载之《汉孝武内传跋》云：“……《汉孝武皇内传》，其言浅陋，又十有五六皆增赘《汉武故事》与《十洲记》。”
⑧ 小南一郎亦称“《内传》的文章可见到几处直接受佛教影响的词语”，注云：“例如‘十方’的方位计算方法，‘五浊’之人的说法，以及‘身投饿虎’等用语，都是易见的例子”。(见《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3页)
二、汉武三传的传人策略在史志书目的著录中，《汉武故事》多入史部旧事(故事)类，《洞冥记》与《汉武内传》则多入史部杂传类。杂传为史部子类，有两种主要模式，即侧重传人的“传”与侧重记事的“记”，章学诚说：“《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三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17]《汉武故事》实际上应属杂传。《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杂史类引郑樵语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书，足相紊乱。”《汉武故事》中的人物，除汉武帝外，又涉及东方朔、刘安、李少君、李少翁、栾大、钩弋夫人等被神异化了的人物，人物及内容虽繁复丰富，但它以武帝为中心人物，其他人物俱为陪衬，又以求仙为中心事件而组织材料，篇制结构相对完整。据《隋书·经籍志》旧事类小序，所谓旧事也称故事，指的是朝廷的“品式章程”，实际上也多涉记事，又近于杂史，但其围绕汉武帝神仙记事，故当归如杂传为较为确妥，只是其传记体制还显得较为原始和粗糙罢了。且观其以记事为主，当为“记”类杂传。《洞冥记》主要以汉武帝为中心，全篇围绕其求仙活动，杂记各种奇闻异事， 以记事为主，它的这种模式，亦属“记”类杂传，而《汉武内传》则为“传”类杂传。
www.567679.com检读汉武三传，不难发现，它们与正统史传《汉书》中的《武帝本纪》的传人策略有着显著的不同，作为正统史传中人物传记的主要形式，无论是本纪还是列传，均严格遵循史著传人规范——资鉴与实录。入于史传者必须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及其所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事，即司马光所说“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8]。且必须真实确凿，“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19]。汉武三传显然没有遵循史传资鉴与实录的原则，在选材运事上大量采录遗闻轶事，甚至明显虚构。
《汉武故事》中就多记有关汉武帝求仙活动中的传闻轶事，有的故事则明显出于虚构，如《汉书·外戚传》载栗姬、钩弋夫人皆失宠忧死，《汉武故事》则称栗姬自杀，钩弋自知死日而卒。《公孙弘传》载弘有瘳，年八十终丞相位，《汉武故事》却称尸谏自杀。又如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之事，西王母是神话人物，汉武帝与之相会的故事，恐怕是对西王母与帝尧、及周穆王相会传说的仿造，《汉武故事》中的这一仿造，显然是广采博取，后来居上。如西王母的形象，就是以《穆天子传》为基础，又综合了《山海经》等书中西王母形象，故事中西王母头戴七胜、及青鸟都源自《山海经》。所以，《汉武故事》中的相会故事，在故事的详细婉曲，叙述的安排等方面，都超过了前面的两个传说：
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谓上曰：“王母使臣来，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净，不宜躁扰。复五年，与帝会。”言终不见。
……
上又至海上，考竟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西王母遣使谓上曰：“求仙信邪？欲见神人而先杀戮，吾与帝绝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极寿。”使至之日，东方朔死。上疑之，问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上厚葬之。(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之《汉孝武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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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相会之前有短人、东方朔、及青鸟等三番五次地传递信息，反复铺垫，王母自天而降的经过，也比此前的传说更加细腻详赡，在相会中，除了主题谈神论道而外，还于庄重之外，别添几分幽默，比如，武帝留桃核之举动、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王母之情状等的描写，就是如此。《汉武故事》所记多为日常细事，然娓娓道来，并不枯燥。尤其是多用对话，叙事建构充满故事性和情节性。
《洞冥记》所记，或出传说，或出虚造。有些传说出自前人之书，如卷一景帝梦赤彘而王夫人生武帝，东方朔于蒙鸿之泽遇王母、黄翁，显与《汉武故事》所记同出一源，西王母驾玄鸾会武帝，与《汉武故事》亦属同类；卷二西王母会东王公，则是《神异经》的演化。但《洞冥记》中的这些故事，又与前人之书不尽相同，自具特色。可以想象这类故事在汉代流传甚广，而传闻异辞，郭宪所记乃自据闻见，包括从“道书”中撷取材料。郭宪对这些材料，也往往加以增益修饰，因而《洞冥记》所记，不但异彩纷呈，而且词句缛艳，文彩斐然。如：
元光中，帝起寿灵坛，坛上列植垂龙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洒其叶，地皆成珠，其枝似龙之倒垂，亦曰珍珠树。此坛高八丈，帝使董谒乘云霞之辇以升坛，至夜三更，闻野鸡鸣，忽如曙，西王母驾玄鸾歌春归乐，谒乃闻三母歌声而不见其形，歌声绕梁三匝乃止。坛傍草树枝叶或翻或动，歌之感也。四面列种软枣，条如青桂，风至自拂塔上游尘。(据顾氏文房本《汉武别国洞冥记》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版)
至于远国遐方，则更多奇异怪诞之事，如波祗国的神精香草、翕韩国阿飞骸兽、吠勒国的文犀、琳国的玉叶李、大秦国的花蹄牛、修弥国的驳骆、勒毕国的细鸟、西那汗国的声风木、末多国的却睡草、乌哀国的龙爪薤、善苑国长九尺、有四百足的蟹等，至于郅支国人长四寸，惟饵马肝石；日南人长七尺、披发至踵、乘犀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舍；支提国人长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等则更为殊奇怪异。
《汉武内传》更是如此，它将《汉武故事》中王母降武帝的故事取出，增益虚设，故事情节更为繁复，包括王子登传王母之命，诸侍女乐歌，上元夫人来降，王母和上元对武帝论服食长生、神书仙术、授以仙书神符等事，将《汉武故事》中不足四百字的故事敷演几至万言，可以说尽为虚造之语。与此相联系，其叙事也更加细腻、详赡，单是描写王母出场，就繁富之极：
忽天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廷间，须臾转近，闻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有是鸟集，或驾龙虎，或椉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麐，或控白鹤，或椉轩车，或椉天马，群仙数万，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椉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容眸流眄，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锦袷衤属，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据钱熙祚所校《汉武内传》，《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版)
首先渲染王母出场的环境氛围：白云聚集、箫鼓并起、人马之响；再写扈从仙官，以或字排比句列出从官坐骑之万千不同，渲染王母出行之隆重盛大；次又写王母车驾及近侍，斑龙驾车，天仙侍侧，渲染出王母的尊贵；然后才是王母登场，又以二仕女之美衬托，最后才正面描写王母，包括年龄、服饰、气度、神情，共用了十三句文字，文辞细致华美，并以“真灵人也”作结。可以看出，《汉武内传》对王母的描写，综合运用了渲染与衬托、间接与直接等手法，可谓极尽人物刻画之能事。
可见，汉武三传采取了不同于正统史传的传人策略，这种不同，程千帆先生概括说：“史家自司马迁以次，多本《春秋》之旨以著书，故多微婉志晦之衷，惩恶劝善之笔，而史传人物，遂亦以此而成定型。杂传则如《隋志》所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褒贬之例，不甚谨严，虽其中不免杂以虚妄之说，恩怨之情，然传主个性，反或近真。”[20]也就是说，汉武三传没有从资鉴与实录的角度叙写汉武帝，将汉武帝视为政治资鉴和道德劝诫的模型符号，而是取其“好神仙”的这一侧面，采录传闻轶事甚至荒诞不经之事，增益虚造，踵事增华，从而突显出一个别样的汉武帝形象。这种传人策略，实际上是把重心集中在了生命个体本身以及生命个体独特的性格特征的表现上，也就是通过个性化的人物传写，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人物形象。
三、汉武三传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经过前文分析可知，《汉武故事》、《洞冥记》、《汉武内传》三传传录汉武帝，没有着眼于其“雄才大略”，如《汉书·武帝纪》般叙写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宏略，叙写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的大事，而是着眼于其好神仙的品性，主要传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不经特点的求道访仙之事，通过这些虚诞不经之事突显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
考察汉魏六朝杂传，我们发现，汉武三传的传人策略，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为突出生命个体某一方面的独特个性品行，汉魏六朝杂传选材运事，亦多如汉武三传，不求确凿无疑，采录虚诞不经之事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如《葛仙公别传》载：
公与客谈语，时天大寒，仙公谓客曰：“居贫，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气，火赫然从口中出，须臾，大满屋，客皆热脱衣矣。(据《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寒》引校录)
火赫然从口中出，然后弥满全屋，虚构荒诞自不待言，出于表现葛仙翁奇技和神通的目的，作者生造此事，并对其进行了栩栩如生、宛若真实的描写。其它如散传《东方朔传》、《钟离意别传》、《杜兰香传》等，类传如诸家《高士传》、《孝子传》等更是如此，虚诞之事频出。
为突显人物独特的个性品行，汉魏六朝杂传选材运事不仅多录传闻、虚诞之事，而且还往往从他人身上移植，甚至干脆凭空虚构典型事例。某一典型事例常常被辗转沿用就是突出表现，这导致某些典型事例同时发生在两人甚至多人身上的现象大量存在。如《东方朔传》载东方朔讽武帝欲杀“杀上林鹿者”之事中，东方朔所述杀鹿者故当死的三个理由，就明显是移植了《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和外篇第七“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将加诛，晏子谏第十三”中晏子谏景公之语⑨。又如以酒灭火之事，就分别见载于《樊英别传》、《楚国先贤传·樊英》、《汝南先贤传·郭宪》、《桂阳列仙传·成武丁》、《邵氏家传·邵信臣》、《神仙传·栾巴》及《晋书·佛图澄传》中，则以酒灭火之事，分别发生在樊英、郭宪、成武丁、邵信臣、栾巴及浮图澄六人身上。且今存《樊英别传》两处佚文又略有不同，一处云樊英于壶山隐居时所为：
⑨ 分别见：《艺文类聚》卷二四《人部八·讽》引《东方朔传》；陈涛《晏子春秋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第343页。
英隐于壶山，尝有黑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潄之，乃令记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黑云平旦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
一云樊英于京城见天子时所为：
樊英既见陈毕，西南向唾。天子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失火。”后蜀太守上火灾，言：时云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害⑩。
⑩ 第一节：《艺文类聚》卷八〇《火部·火》、《事类赋》卷八《地部三·火赋》“樊英之神宁测”、《太平御览》卷八六八《火部一·火上》各引一条，作《樊英别传》，从《艺文类聚》卷八〇引校录。第二节：《太平御览》卷三八七《人事部二十八·唾》引一条，作《樊英别传》，据以辑录。
以酒灭火事先后发生在六位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身上，如裴松之言，“以为理无二人具有此事”之理，何况六人具有此事⑪！今虽已无法确知此事最初出现在何人之传中，而六人俱有，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杂传选材运事不求信实，辗转沿用典型事例所致。
⑪ 裴松之之言是针对《列异传》载华歆为借宿事与《晋阳秋》载魏舒借宿事相同而发此言的。(见《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裴松之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5页。)
在诸《孝子传》中，相同或相类的故事更多，如下面几则孝子的孝行故事：
申屠勋，字君游，河内汲人。少失父，与母孤贫，佣作供养。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太平御览》卷四一三《人事部五十四·孝中》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邓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床下以自当之。(《太平御览》卷九四五《虫豸部二·蚊》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展勤少失父，与母居，佣作供飬。天多蚊，卧母床下，以身当之。(《艺文类聚》卷九七《虫豸部·蚊》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吴猛年七岁时，夏日伏于母床下，恐蚊蝱及父母。(《太平御览》卷九四五《虫豸部二·蚊》引一条，作《孝子传》)
以上是萧广济《孝子传》、徐广《孝子传》和佚名《孝子传》中所记申徒勋、邓展、展勤、吴猛四人的四则故事，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完全相同，这种相同或相类的故事的出现，亦当源于诸《孝子传》作者对这些故事的因袭沿用。
汉魏六朝杂传所传录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然而，汉魏六朝杂传这种传人策略的运用，其导致的结果就是，通过汉魏六朝杂传所展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别。由于杂传把重心集中在了生命个体本身以及生命个体独特的性格特征的表现上，对人物个性品行多不做全面的刻画与描写，而是专注于某一侧面，因而许多历史人物某一方面的品性便被突显出来。如《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其滑稽、渊博、辞辩显然被强化和突出了，又如《郭林宗别传》等郭泰诸别传中的郭林宗，其人伦识鉴的品性被夸大，范晔《后汉书·郭太传》就说：“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当即指郭泰诸别传对其人伦识鉴品性的过于夸张，以致这些别传有如卜相之书一般。其他如《蒲元别传》中的浦元、《华佗别传》中的华佗、《钟离意别传》中的钟离意、《樊英别传》中的樊英、《李郃别传》中的李郃、《佛图澄别传》中的佛图澄等也与《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郭林宗别传》中的郭林宗一样，有着相似的特点，人物形象呈现出半真半假的特征。在许多杂传中，有的历史人物由于某一方面被刻意突出与夸大，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间差别巨大，基本可以看着是完全虚构的人物形象。如《汉武故事》、《洞冥记》、《汉武内传》中的汉武帝、《高僧传》中的杯度、《葛仙翁别传》中的葛仙翁、《神女传》中的成公智琼、《杜兰香传》中的杜兰香等，其人其事仅是得之于缥缈无依的传闻，或是完全出于虚构，因而这些人物形象，基本可以看着是在历史真实人物基础上虚构的人物形象。或者从另一角度说，此类汉魏六朝杂传中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作者的创造。
总之，汉魏六朝杂传多采录虚诞不经之事，通过这些虚诞不经之事突显出来的人物形象，也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显然，虚构性已经成为汉魏六朝杂传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汉魏六朝杂传也正是在这种虚构中趋近了小说，或者说表现出明显的小说化倾向。如汉武三传，其小说品格就十分鲜明而突出，故《四库全书》就视之为小说，将其收录于子部小说家类中，今之学者，亦多视之为小说⑫。可以说，正是汉魏六朝杂传的这种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⑫ 如1980年(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陈兆祯的硕士论文《〈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研究》水门事件是怎么回事，即将三传视为小说加以讨论。